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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在世客会之前:“客家古邑”的内涵再研究  

2008-10-25 19:09: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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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生

 

前几天,从在西安举行的第22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传来好消息:河源获得了2010年第2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举办权,在欣慰的同时,作为一个客家文化的学习与研究者,笔者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属于我们自己的世客会来临之前,我们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在这众多的思绪中,我拾掇起三个自以为的重点,盼为抛砖引玉。

 

一、引言:“客家古邑”需要有更为严谨的新思路

每一届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都有一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其它同类型的恳亲会或联谊会所没有的,可谓极俱客家特色。客家人的“客家”自我认同的过程基本上与客家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客家研究是客家人的“客家”认同的主要推动力。

历届世客会的举办地大多都有较为扎实的客家研究成果为其定位与撑腰,而这在赣闽粤边客家大本营地区尤为突出。如赣州,以《客家赣州》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成果加上世界客属第十九届恳亲大会奠定了赣州“客家摇篮”的文化形象;如汀州,以“客家文化丛书”和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树立了其“客家祖地”的文化形象;又如梅州,以其长期而扎实的客家学术研究和世界客属第十二届恳亲大会传播了其“世界客都”的文化形象。这三地的成功经验都是河源可参考与学习的。

然而,河源长期以来缺乏专业的研究学者与研究机构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河源客家文化至今仍停留在“地方文史”的研究阶段。在客家源流上,河源大部分的“民间学者”一直坚持着学术界基本抛弃的观点:以赵佗为首的秦朝军队及属眷是第一批客家先民,河源是客家人的第一站、发源地;在内容上,却是以罗香林为首的梅州学者所建构起来的客家内容解释河源客家。诚然,龙川作为客家地区最早设立的一个县、赵佗一支作为第一批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对粤东乃至于整个岭南地区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是赵佗一支早被认为是广府先民,历史上对“客家地区”的移民并不都成为客家人,与客家人及客家文化形成有直接关系的大规模移民应是唐末以后;而近代客家学说大多由梅州籍学者或以梅州作为主要研究地而成,可以说,以前的客家学说是一个“梅州中心论”,随着赣南和闽西客家学研究的兴起,这一观点正在被修正,赣南、闽西、梅州与河源客家应是“和而不同”,在“客家”共性的基础上各有特色。因此,河源在这点上要走出自已的新路子。

 

二、“客家古邑”需要更扎实的内涵

公元前214年,龙川建县,秦将赵佗成为首任县令,这是中原汉民对客家地区开发之始。但是,正如珠玑古巷是珠三角一部分广府人的祖居地,而现在的居民全为客家人一样,并不能表明秦代赵佗一支就是客家先民。秦代设立的龙川县所管辖的范围虽宽,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县治之力仅为县城一地及周边小范围而已,据葛剑雄教授估计,秦时中原对岭南的移民数量仅为10-15万,分布在岭南三郡中,龙川的中原汉民数量可想而知,此次移民对本地影响相当有限。一般学术界认为,赵佗一支后来与古越族融合,成为广府人的先民。一直到隋末唐初,以龙川为中心的粤东地区主要居民依然是当地土著民族,而不是汉族。据《隋书》记载,隋代以杨世略为首的俚人掌控了粤东北,不久,杨世略又以循潮二州归唐,被封循州总管,领循潮二州,可见俚人等少数民族是当时粤东的主要居民。持“赵佗一支为第一批客家先民”这一观点的学者通常会引用到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这个论据,但谭先生在其著作《粤东初民考》中也认为“唐以前俚人为‘粤东主人’”,国学大师饶宗颐在其主修的民国《潮州志》中也持此观点。佗城现有179个姓氏,似乎是一个证据,但连在龙川长大的邬观林先生也认为“查东江流域的各姓氏族谱,秦汉时期所留下的后人几乎没有,晋唐时期所留下的后裔也为数不多……除了个别姓氏有待考证外,多数姓氏的族谱都明确记载,他们的先祖都分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才迁居到佗城的”。由此看来,赵佗一支对古龙川的影响十分有限,秦代对本地区的移民与后来的客家形成并无直接关系,学术界对此早有定论。很显然,龙川作为客家地区的第一个建县地可以成为“客家古邑”中“古邑”的说法,却不是其真正内涵所在。客家学界对世客会影响重大,我们需要让人更为信服的观点与材料才能让“客家古邑”在属于自己的世客会中得到真正的认同。

现在,让我们先翻开河源的历史画卷,去寻求“客家古邑”的真正内涵。唐代,俚人头领杨世略归唐而成为循州总管后,俚人进入了一个迅速汉化的过程。《古今图书集成》卷1375《职方典?高州府部汇考三》记载:俚人“自隋唐以后,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缡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循州也在同一进程中。古越人的后裔后来融入客家,罗勇教授在《客家赣州》一书中称其为“客家先民之先民”,意为在客家先民到来之前的居民。客家文化中就有不少古越族的遗存。如汉开帝平定南越和东越后《史记?封禅书》载: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帮衰耗。”(汉武帝)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而嘉靖《惠州府志》引天顺旧志云:(明代中期),惠州府属各县,“习俗多信鬼神,好淫祀。几有疾病,却医而用巫”,“常以鸡骨卜年”。“买水”浴尸亦是越人习俗之遗存。

经过唐中后期安史之乱等动荡后,粤东地区人口下降迅速,循州在天宝元年有9520户(杜佑《通典》卷184《州郡十四》),但到元和年间,已经下降到2089户(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王东教授由此认为:这样的人口数量,“与秦以来经两晋南北朝的移民无法对接”。河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客家先民的进入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客家民系在此孕育。

 

梅州

循州

惠州

年代

资料出处

资料出处

资料出处

太平兴国(976-984)

主1210

客367

太平寰宇记

主6115

客2224

太平寰宇记

在循州籍

 

元丰间(1078~1084

主5824

客6548

总12372

元丰九域志

主25634

客21558

总47192

元丰九域志

主23365

客37756

总61021

元丰九域志

 

梅州

循州

惠州

年代

资料出处

资料出处

资料出处

1279~1368

2478

14865

元史地理志

1658

8290

元史地理志

19803

99015

元史地理志

(此表参见谢重光的《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在农业社会,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虽循州当时还辖今梅州的兴宁、五华二县,但今河源市的河源县等属惠州管辖,但宋代河源的人口户数远超梅州却可以肯定的,这种较大的优势一直沿续至元朝。这一阶段正是客家形成的关键时期,赣闽边界的客家先民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发展,客家民系的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谢重光和罗勇均认为“客家形成不迟于南宋”。而河源是这一时期客家形成的重要参与者。

宋代,盐为国家专卖,官府于建隆二年(961年)颁布《官盐阑入法》,赣南只能食用淮南盐,闽西只能食用福州盐,官府垄断加上路途遥远,盐价攀升而盐质低劣,赣闽粤边私盐贸易兴起,而运盐的主要路线就是循梅路。私盐队伍很大,有时形成庞大的队伍对官府产生了强大的威胁,如宋代名臣李纲记载:“广东盗贼……犯循、梅、惠等州,动以万计……皆是虔州诸县平时搬运私盐之人……入循、惠者,破龙川、长乐、兴宁、河源、博罗等县,直抵循惠城下” 。这场在赣闽粤三角地区持续了几百年之久的私盐贸易带动了客家大本营间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流,王东认为“就赣闽粤边地域社会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而言,两宋时期私盐贸易的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指标意义”。这一地域社会结构过程的结果就是客家民系的形成,而河源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作用。

北方汉民的大规模进入,宋代的河源得到了长足的开发,农业较为兴盛,依托东江的水运发达。宋代大文豪苏轼在《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诗中写道: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篘作上元。他在海南岛落魄之时典当衣物也想着买河源之米,可见其在谪居惠州时,对河源之米已经有非常深入的认同了,也可见河源当时不但农业发展,而且东江水运发达。

    南宋末至元初的客家人联合抗元斗争增强了客家内部的联系,而南宋至明代的几次畲汉大起义又推动了客畲融合,其中以明代谢志珊、蓝天凤领导的起义最为突出。起义军转战赣闽粤湘,起义被镇压之后,王阳明在畲族和客家“流民”较多的地区设立县,其中就有和平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畲民进行压迫和限制,使畲族人不敢聚居于一起,一些畲民隐瞒族性或依附汉族,畲族与此时居住在山区的北来“流民”(我们现代称为移民)一起成为了官府的“编户齐民”,以致客家地区畲族的族性迅速走向消失,汉畲民族融合最后完成,客家文化形态已完全成熟。河源一直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发生地。

河源客家在明末清初大量向外移民,一是向赣南地区“返迁”,在罗勇《论明清客家人的倒迁入赣》和万方珍的《龙川居民与江西客家的血缘亲情》两篇论文中都有提到,从赣州向西经南康过上犹到崇义,或经信丰至三南,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河源所迁去的宗族村落,以致于进入不少村子听其言以为是在河源。二是清初“迁海”与“复界”,官府颁布的一系列招垦令,河源客民与梅汀客民一道向沿海、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深圳、佛山、江门、肇庆直至广西等地成了此次河源客民的目的地,也有“填四川”中迁往四川者,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客家分布格局。

据以上分析,大概可得出以下推论:河源自宋朝以来参与了客家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是客家的源发地之一,而在这过程中,河源客家文化不但具备了客家的基本文化特征,也形成了自已的文化特色,这就是“客家古邑”的真正内涵。

 在23届世客会之前,河源应集国内外客家学术机构和河源本土力量去论证和充实这一内涵,为“客家古邑”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

 

三、“客家古邑”的研究需要有多种方法角度和相对自由的高水平学术平台。

对“客家古邑”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可采用以下几种,这多方面的学科方法互有交叉。

一是以历史学方法为主探寻河源客家形成及其在客家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上文已经从历史的角度对河源客家形成的历史进行了简述,但这样的描述对于建构客家河源的历史文化是苍白无力的。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河源整个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将是“客家古邑”历史内涵和地位确立的基础,这其中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可以充当前锋。选择佗城、林寨、苏家围等古镇古村作为重点考察点,对河源的地方社会、经济等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结合中国历史和客家形成的大背景,对河源“客家古邑”的地位予以确立。

二以民俗学、建筑学和美学等学科方法为主寻找河源客家文化遗产。河源客家文化丰富多彩,然而,长期以来缺少系统的调查研究,许多客家文化遗产得到到关注与重视。如有着20多座围屋的林寨兴井村也是近期才被重视起来,里面的许多建筑装饰受到严重破坏,实为憾事;江西龙南有300多座围屋,被称为中国客家围屋第一县,但笔者注意到,河源围屋数量众多,东源一县的围屋数量很可能不在龙南之下,只待研究者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虽有紫金花朝戏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散落于全市乡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没有被关注,笔者在万绿湖内看见过一种极具特色的舞狮表演,与众不同,只是由于时间关系未能清楚其名与具体状况。文化遗产没有所谓“有用”与“无用”之分,河源应花大力气主动普查自己的文化家底。

三是是以人类学方法为主探究河源民间信仰。普通民众对人类学这个学科相对陌生,人类学开始是主要是研究“少数族群”的学科,但后来扩展到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并与许多学科交叉,成为“新兴学科”,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大众所熟知的人类学著作。近几十年来,人类学的方法被大量运用到客家学的研究中,其中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是研究客家的重要的学术方法,为客家学的突破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人类学对客家的研究涵盖了客家传统社会(尤其是宗族)、经济、民间信仰等方面,而在此笔者想重点推荐人类学对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周建新认为“民间信仰是植根于广大民间的一种文化创造,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对民间信仰及其行为主体进行研究,对于了解我国社会文化史和地域社会的形构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也体现在客家研究上,谢重光在其《福建客家》一书中提到“自北宋初至南宋,以汀州为中心,旁及赣南、粤东,闽西北等地,已经形成一种取代昔日巫觋迷信,具有广泛群众基础、适应官民、土客各方面,各阶层需要的民间信仰——定光佛信仰。这种信仰是以汀州为中心的一个新民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鲜明旗帜,是这个民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族群、其他民系相区别的重要标志”。赣南的许真君与汉帝信仰、闽西的定光古佛信仰和梅州的三山国王信仰对当地客家民系意识、民俗文化等影响深远,也成为当地客家区别于其它客家的标志之一。其实我们无须避讳这些原来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内容,国家早几年就在民宗委成立了民间信仰司,就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客家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是无法避开这个问题的。

四是围绕世客会对客家文化产业化的研究。历届世客会都给承办方带来不少益处,甚至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触动,这也是客属地争相申办此会的原因。以赣州第十九届世客会为例,会前会后的城市面貌、招商引资、旅游业发展等有了很大的提高,星级酒店在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开房率从会前一年的不足60%跃升到会后的近80%。对赣州社会文化的促进也是相当大,上世纪90年代很少赣州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而世客会后偏远山村也会有人自豪地告诉你“睚系客家人”,这种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也促进了客家文化产业,大量的客家文化元素融入广告传播业、旅游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升级与发展。河源承办世客会不但是为了城市文化地位的提高,相信政府会有更高更全面的眼光让其带动河源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要做到这一步,围绕世客会做文化产业化的研究就成了必然。

专业的客家学术研究机构长期在河源缺位,政府办学术始终不太合适,因此,河源应当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高水平学术平台,动员内外研究力量对“客家古邑”进行有分工的系统研究。对于河源的学术组织与机制,结合河源一民间人士“阿狼”在网上所发表的意见,笔者提出:

一是依托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和河源博物馆等相关单位成立客家研究机构,筑巢引凤吸引高水平专业驻站研究。学术界认资历和学术成就,河源成立的研究机构应聘请高水平的专家挂帅,才能形成高水平的专业团队。现在优秀的客家研究人才不好找,国内每个客家研究机构都想要优秀人才,河源在这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要弱于别人,但河源有自己的优势,即这是一块客家研究的新天地,更有可能创出新的局面。在用人机制上,不必太多在编人员,以课题吸引人进来,驻站一段时间,完成课题就可离开,这种相对灵活的形式更利于现在河源研究的发展。

二是邀请国内客家研究专家成立“河源客家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可一年开一次常会。成立学术委员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广泛联系国内学者,听取意见,形成智囊;另一方面可为河源发包课题把关。

三是向全国发布河源急要解决的几个客家文化课题,课题最好由学术委员会的专家来拟定。河源本土客家研究力量薄弱,课题发包的方式能解河源“客家古邑”立论及举办世客会燃眉之急。另外,课题经费要保证,因为河源市级课题对学者而言意义不大,只有保证了研究经费才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中标的课题人员的成果由学术委员会来评审。这样我们在一年或两年内就可以解决河源人民所关心的“客家古邑”的相关核心问题。

四是主动与香港中文大学谭伟伦教授联系,要求参加由法国远东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客家学会主办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这个大课题。这个课题由著名汉学家劳格文教授主持,已经和嘉应学院、赣南师范学院、韶关学院、福建社科院和龙岩学院等单位的客家研究机构联合完成了对梅州、赣州、闽西、韶关等客家地区的乡村社会调查,并出版了30多本“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参加这个项目的目的一是河源客家文化建设需要这么一次全面调查,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还将帮助河源培养一批本土的客家文化人才,形成一支科研队伍。要更好更全面的开展本土学术研究一定要培养和依靠本土人才。参加这个计划香港中文大学会派学者过来培训河源的人才,然后与本土人才一起做调查。嘉应、赣南、闽西和韶关不少客家学者都是这个计划成长起来的。

举办一届层次高的世客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两年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非常短的,如何集中研究力量,对“客家古邑”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系列让客家世界眼前一亮的成果,河源现在就要在路上。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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